辅助生殖技术:临床应用须有伦理考量

2019-04-22 15:44 环球健康网 李晓燕 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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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帮助不孕不育人群解决生育困难的一项新兴技术,辅助生殖技术在近几十年的发展中取得了长足进步,对生育过程的干预能力不断增强,但在临床应用过程中也凸显了一些新的伦理问题和挑战。在12月7日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主办,南京医科大学生殖医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应用医学、伦理和法律问题专家研讨会暨UN-CGF项目启动会议上,来自国内多家医院生殖医学领域的专家,以及生命伦理学专家、法学专家等人文学者,重点围绕卵母细胞冷冻、生殖系基因编辑等辅助生殖技术领域的热门话题进行了研讨和对话。本期,我们摘选部分专家有代表性的发言予以分享。——编者

  圆桌嘉宾:

  马雷军:联合国妇女署项目专员

  黄荷凤: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上海国际和平妇幼保健院院长

  乔杰: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翟晓梅: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

  曹云霞:安徽医科大学校长

  刘嘉茵:江苏省人民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林戈: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教授

  孙赟:上海交通大学附属仁济医院生殖中心教授

  梁晓燕:中山大学附属第六医院生殖医学中心主任

  白符: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妇幼保健中心辅助生殖技术管理部主任

  贾平:圣玛丽大学兼职法学教授

  张迪:北京协和医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教师

  冻卵,应该给有需要的人群开一个口子

  翟晓梅:在辅助生殖技术的临床应用中,有一些伦理问题是值得探讨的。比如,冷冻卵子技术,是不是一种限制性的使用?如果有限制,应该限制什么?这些都是需要伦理考量的。

  黄荷凤:首先需要明确的是,卵子冷冻技术应用商业化,在我国肯定是非法的。

  乔杰:辅助生殖技术里面的任何一个技术都不得商业化,因为这关系到生命的起源。就卵母细胞的冻存技术而言,我认为应该允许我国的妇女使用这项技术,当然,为了防止技术的滥用,要禁止商业化,同时,应尽快制定相应的规范,允许在合理实施这个技术的过程当中有相应的收费。在这里,我也呼吁应该成立国家层面的专家委员会,就辅助生殖技术的应用制定相应的规范和伦理原则。

  曹云霞:关于配子的保存问题,既然男性可以把自己的精子通过冷冻技术保存起来,那女性为什么不能将自己的卵子进行保存呢?虽然,在促排卵、取卵的过程中,可能对身体有一定的伤害,但卵子保存对女性来说是一种生育力的保存,可以给自身卵子或卵巢组织保存提供机会。当然,这需要相关部门对技术上非常成熟的生殖中心进行评审,实行严格的准入,建立冻卵的门槛。同时,也需要在冻卵之前对生育力保存期限以及是否可以捐出等问题做出明确规定。

  马雷军:我看到一则新闻说,前几天携程免费给女员工去美国冷冻卵子。那么,对于中国的单身女性来说,她们到底有没有权利在国内冻卵?这是值得探讨的问题。

  梁晓燕:冷冻卵子,在西方一些国家是允许的。欧洲的一些国家就认为,冷冻卵子是女性推迟生育的一项选择。在我国,已有很多女性因为各种原因推迟了生育年龄,由于我国对冻卵限制得很严,导致一些单身女性跑到国外去冻卵,所以我认为应该适当放开一个口子,允许有需求的女性冻卵。至于允许冷冻卵子是否会出现商业化,我认为国家是可以管好的,因为冷冻的卵子是放在辅助生殖中心的,个人是没法去买卖的。

  孙赟:关于卵子冷冻,上海市卫生局妇幼处在2013年就下了文,对卵子冷冻是明令禁止的,但有两种情况可以允许冷冻卵子:一种是妇女本身是做辅助生殖的患者,但由于取卵的当天,男方没有到场或没有能使用的精子,这种情况下是可以冻卵的。第二种情况是罹患肿瘤的女性在放化疗治疗之前可以冻卵。

  冷冻卵子还应该考虑卵子的质量问题。据美国的相关数据统计,35岁女性的29枚卵子冷冻后,最后只有一个卵子有活产的机会,30岁的女性冻卵12枚,最后只有一个活产的机会。也就是说,它的有效性太低了。所以,如果我们放开了允许冻卵,会不会与优生优育的原则事与愿违。

  黄荷凤:关于卵母细胞的冷冻保存问题,从技术上来说,进步很快,但卵子冻存复苏受精后的妊娠率还未达到预期效果,并且卵子的冻存时间对卵子的损伤也尚无足够的证据,因此,对自体的卵子冻存尚需进一步研究。目前,提倡自然适龄的生育是前提。另外,供卵技术的伦理问题比供精复杂,要加强监管,有关人类辅助生育技术的管理、伦理需要更高层级的立法。

  翟晓梅:从伦理学上看,对于出于医学原因的冻卵,如肿瘤患者放化疗之前的冻卵,伦理上是可以得到辩护的。那么,对于非医学因素的冻卵,到底应不应做?我想,首先是要把概念界定清楚。在政策制定上,一定要非常谨慎,权衡利弊。同时,在宣传上也一定要向公众传达正确的信息,不能鼓励冻卵,就像宣传的那样有了“后悔药”,不能让大家形成这样一个错觉,以为只要在合适的年龄冻卵了,以后的生育就万事大吉了。

  林戈:对于冻卵技术的应用,需要医学专家形成一个共识。首先要综合考虑这个技术的成熟度。再就是什么样的人群应该优先,应该冻几年,年龄上是否有限制,都应该形成医学上的共识,在此基础上,再推动卵子冷冻技术的健康开展。

  白符:如果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就在全社会放开冻卵,会不会形成一种误导,让公众以为这个技术很成熟了而产生过高的期待呢?或者,给年轻女孩提供一个假的希望。我们现在正在收集有关冻卵等辅助生殖技术的最新医疗证据,为国家政策的出台提供建议。毕竟,人工辅助生殖技术是非常年轻的技术,还需要对其安全性、有效性,以及社会影响进行全面的评估。为此,我们需要生殖医学领域、伦理学和法学方面的专家共同合作,使这个技术最后真正服务于有需要的人群,造福我们的家庭,造福我们人类。

  对人类胚胎的基因编辑禁止条款应该上升到立法层面

  黄荷凤:近期出现的对人类胚胎基因编辑事件,看似是科学问题,但其涉及的医学法规和辅助生殖技术的伦理问题,值得业内高度关注。人类目前无法做到对所有的疾病都能够治愈,但在我们努力攻克人类疾病的同时,应该保证人类通过长期进化至今的基因组的完整性,任何出于生殖目的、随意改变人类遗传性状的配子和胚胎的基因编辑,都是存在问题的。

  目前人类的绝大多数单基因遗传缺陷,通过安全的胚胎植入前遗传学检测技术,完全可以达到筛查和预防疾病的目的,目前没有采用不成熟的基因编辑技术的合理证据。所谓的“研究人员”引导的出于生殖目的胚胎基因修改和移植是非法的。我国政府应该对这次遭到“胚胎基因编辑”的子代进行严密管控和随访,而不能交给所谓的研究人员监管,以防不法分子对已出生的孩子进行以研究为名的伤害。

  乔杰:对罹患致死性、致残性、致畸性的重症患者,可以尝试采用相对成熟的体细胞基因编辑技术,以拯救生命、治疗疾病。我国在科学界和医学界都是鼓励这些创新和发展的,但必须在法律、伦理、行业规范的严格监督下进行。而对于以生殖为目的基因编辑,我国相关管理部门、司法部门应该出面干预,目前应禁止这类技术的应用。

  林戈:在生殖医学里面还有更多的新技术在不断出现,这些都需要先进行基础研究。基础研究如何向临床转化,尤其是临床运用到生殖领域中去,还需要进一步制定严格的规范。

  翟晓梅:严格控制对生殖系的基因编辑,禁止出于生殖目的的对胚胎的基因编辑,是我国科技界和医学界应该恪守的法规和伦理基础。包括中国在内的国际社会从敬畏人类生命、维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而不仅仅是从技术的有效性和安全性考虑,对人类生殖系的基因操作持有非常谨慎的立场,这是以科学精神看待科学的力量和限度,为科学技术的发展锚定伦理和价值的底线。

  刘嘉茵:把基因编辑技术用于生育的临床实践,无论从科学上、伦理上都得不到辩护。目前,依靠“胚胎植入前遗传学诊断”,也就是俗称的“第三代试管婴儿”技术,进行前期“基因筛查”,可避免怀上有遗传缺陷的胎儿。“基因筛查”只是筛选胚胎,不在基因的序列和结构上做任何改动。而基因编辑是强行改变基因序列或结构,直接改造了胚胎的基因,对后代有难以预料的风险,因而在全球科学界都是严格限制的。

  曹云霞:我国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的管理方面,只有部门规章,这是远远不够的,对一些违规的“地下代孕”、“买卖卵子”取缔和打击上也无法律法规可以遵循。基因编辑技术应用到了临床也同样存在这个问题。所以,应把人类辅助生殖技术管理提高到立法层面,就是提高它的法律位阶,这样对违法行为才能依法惩处。

  白符:我国2003年开始执行的《人类辅助生殖技术和人类精子库管理办法》,是我国关于生殖伦理问题的基本法规,其中明确提出了禁止人类配子和胚胎基因编辑的条款。

  贾平:科学研究人员没有相应的资质,直接进入临床胚胎实验室,进行人类胚胎基因编辑操作,这不仅是违反管理规范的行为,也是严重的违法行为。如果以生殖目的进行胚胎基因修改和移植不是什么“科学试验”,而是医疗行为这一论断成立,那么依照《刑法》就有可能满足“非法行医罪”的构成要件。参与这一事件的辅助生殖机构的人员和单位,也都负有不可推卸的道德和法律责任。

  张迪:当前,我们坚决反对生殖系的基因编辑,因为目前其有效性、安全性完全得不到保障,对孩子的生命健康无法做到保护。建议国家科学技术委员会和国家卫生健康委两个部门共同监管对人类配子和人胚(8周以内)的操作,并尽早立法。只有法规达到一定层级的时候,各个部门进行合作,加强监管和增加违法成本才能够有效防止类似事件的发生。

  翟晓梅:基因编辑涉及实验室的研究,临床前的研究和临床试验、临床应用,在监管上一定要打破部委之间、部门之间壁垒,形成无缝连接,才能监管到位。

责编:李鑫磊